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今年初以来贬值将近30%，在创出历史新低8.5里拉之际，其总统埃尔多安于11月7日罢免了中央银行行长乌伊萨尔，任命前财政部长阿格巴尔为央行新行长；9日晚间批准了财政部长阿尔巴依拉克的辞职请求，任命吕特菲·埃尔万为新任财政部长。 货币和财政当局领导人的变动，主要根源于当前二者无法解决土耳其国内经济衰退和货币持续贬值的状况。

　　作为一个经济总量位列全球第18位的中东经济总量前三强国，土耳其经济和货币本应有良好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和稳定的升贬周期。而当前困境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是否存在可避免的机会，未来能否扭转局势，新任领导人对土耳其未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有怎样的调节值得细致梳理分析。

　　土耳其财政难以有效支撑经济回暖。里拉贬值的关键在于土耳其经济在2018年后逐步放缓，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而土耳其政府在提振经济增长上，在投资和消费方面的作为效率低下。其中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债务在转嫁企业过程中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破产。今年数据显示，政府收入无显著增长，而面对当前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挑战，土耳其政府债务增速加快，相较于去年年底已增长近46%至1.86万亿里拉，债务规模增长或将导致今年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再创新高，但第二季度GDP萎缩11%难以扭转，盲目的投放资金，最终带来的效果是通货膨胀恶化，货币贬值加剧。

　　土耳其当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主要依赖外部增长，疫情持续则对外部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影响。土耳其第一、二、三产业分布的比例呈现服务业占主体地位的发达国家式经济结构。服务业中旅游、银行业较为发达，其中旅游是除出口外最大的金融衍生品来源，但今年疫情导致旅游业近于中断，欧美确诊病例再创新高令其未来发展存在较大风险。而2018年里拉汇率危机之后，作为土耳其大企业重要贷款来源的欧洲各大银行，纷纷减少敞口。

　　由此，土耳其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工业发展，其中汽车制造、纺织和化工等主要行业在10月恢复较快，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出口额为29亿美元提振市场乐观预期。但不能忽视，土耳其出口仍面临欧美经济萎缩和对其制裁的风险，其中美国对土耳其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分别达50%和20%。面对“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问题，土耳其财政部门需要继续发掘经济增长动力，加速产业继续升级，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此外，土耳其的宗教和地缘战略问题突出，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土耳其金融资产投机风险相对更大，但收益并无明显优势，实体经济投资缺乏风口和高潜力行业，不足以吸引外资持续流入，土耳其财政部门和外资的合作机制有待优化完善。

　　土耳其央行调控难以扭转里拉贬值。土耳其本质上并没有健全的货币制度和政策体系，其央行采取了现代货币理论体系，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限制从央行获得货币支持，之后用这些资金去购买任何他们想买的东西，同时可以履行未来的付款承诺。当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民众支持率，试图以发行货币去弥补外部旅游收入损失，却又想维持汇率稳定，唯一的方法就是动用金融衍生品储备。然而，土耳其近千亿美元外储的消耗却并不见效，里拉贬值更加重了政府还外债的成本，而当经济持久低迷时，不断削弱的金融衍生品储备将难以对标政府开支，货币和财政失衡以及对还债风险的担忧将导致资本外逃加剧。当市场对货币稳定和兑付价值产生质疑之时，加息也很难安抚市场，正如9月土耳其将基准的一周回购利率从8.25%提高到10.25%并未阻止里拉贬值，意外收紧货币政策使得外国投资者借入里拉并做空的成本提高，许多投资者只能抛售土耳其资产，这种难以预测的高昂代价导致当前里拉的交易量已大幅下降。

　　土耳其需要一个大规模调整计划，以及靠得住的机构和市场开放，以吸引资金和恢复增长。不幸的是，这次土耳其央行行长因“不听话”和“动用外储而未能支撑里拉”被辞退，虽然新任行长经常对干预市场的政策提出批评，但恐怕土耳其货币制度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新任行长是否会继续加息呢？这或取决于第三、四季度起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数据能否回落趋向5%的目标。如果经济增长未能回正，土耳其总统仍有可能限制其央行加息举措，里拉贬值周期难以扭转。2018年以来，市场存在里拉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玻璃瓦尔的担忧，但从双方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角度对比来看，当前里拉并不存在崩溃的风险。未来土耳其央行需要加强市场的信誉，提升货币政策实施传导效用和金融稳定性，才有可能逐步改善里拉贬值现状。

　　综上所述，土耳其里拉贬值是政治制度、财政与货币制度、地缘政治和疫情特殊环境错综交织的结果，在这些影响因素未有彻底改革和改善之前，货币贬值趋势难有长期扭转的驱动力。经济增长只是国家综合发展的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系统性。如果土耳其能重建高效可控的金融系统和良性经济发展体系，稳定市场投机和投资对其货币需求，里拉汇率贬值周期预计将有所调整。